10.
巴黎的最后一日，阿瑟没做任何计划，他打算悠闲地等待东方快车发车。
早餐后，他终于提起兴趣去看看那座三百米铁塔。过了桥，沿着塞纳河边的步道一直走，记忆中的景象和现实在眼前交替出现，有些地方他没有印象，大概过去还是野地，现在则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大路很繁忙，这一点和伦敦一样，马车总是会出其不意地从身后掠过，马车所过之处又总是会出现一两个报童的身影。孩子们都比以前看着更瘦小了。还有风格各异的建筑，比伦敦看起来更丰富，也更无序，每座建筑身后都会出现铁塔的身影。毫无疑问，无论现在的巴黎人是否喜欢这座铁塔，它已经在那儿了，只要方向对，不管在哪儿都能看见它。阿瑟想起了在报纸上看过的批评之词，几乎从这座塔开始修建，抗议声就没停过——巴黎的文豪、评论家对它口诛笔伐，伦敦的报纸引用那些斥责再配上辛辣的讽刺，但印刷机阻止不了这座巨塔的诞生，等到去年竣工时，全世界都为它沸腾了，说它代表着全新的巴黎和全新的时代。当然，报纸上的“全世界”通常指欧洲和大洋彼岸的年轻国度。这些就是欧洲人所知道的“全世界”。很快，报纸上又登出了美国“更伟大的雄心”，他们要在下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超越法国，超越巴黎。
超越也没什么不好，每一次超越，衬衫都会比以前更便宜，但每一次超越，大街上也会多出一群面黄肌瘦的报童和擦鞋童。象征超越的铁塔越高，这些孩子就显得越瘦弱，指甲缝里永远都黑黑的。
阿瑟招呼来一个报童，买了两份不同的报纸。恰好这时，三个身穿军服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报童接过阿瑟的钱，又转身朝那几个军官跑去，推销的话还没说出口，其中一个男人就大声恐吓道，我把你抓到牢里去卖报吧，小崽子。另外两个人作势扑过去。报童被吓跑了，他穿过马路，跑到另一边，细细的背影消失在斜巷口。马路这头，军官的斗篷随着他们的笑声来回摆动。阿瑟已经走远了，但刺耳的笑声还是传进了他的耳朵——不过，笑声很快就变成了骂声，三个人突然互相指责起来：一个质问另一个为什么抽他的脑袋？还有一个问另外两个，为什么说他是白痴？三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动了手，动了口，可附近此时只有他们三个人，上午的太阳就在头顶，不是对方还能有谁？
指责和抱怨持续了一会儿才渐渐消失，彼时阿瑟已经坐在铁塔下的长椅上打开了报纸。
“真是三个白痴。”现在，他又觉得心情不错了。
大酒店里都是体面的生活时尚和评论报纸，只有街头才有这种印满市井奇谈和贵族花边新闻的小报，有些人读完后还会直接把它们留在长椅上——让花边新闻走得更远，是一部分市民肩负的责任。
小报上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这里的总理和总统会因与情妇幽会而被不存在的议会问责，进而丑态百出，又会因忧虑私生子智力问题彻夜难眠；私生子们可能不光智力堪忧，精神也不太正常，至少也是扁平足阻碍了他们本该风光的人生；这里的贵族夫人们会为一场舞会豪掷千金，贵族小姐们则会在舞会中爱上风流倜傥的下级军官，她们不惜放弃和王子的婚约也要与穷小子私奔；与此同时，江洋大盗还会随时待命穿插在各段情节中——罗宾汉式的侠义人物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抢走贵族的珠宝，消失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还有谋杀，小报上总有层出不穷的谋杀，而警察在这些故事里从来都不是主角。
不过在另一份报纸里，“间谍”一词频繁出现，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政治性谋杀。阿瑟皱起了眉头。他把报纸翻回头版，看到版头的一行大字写着：《不妥协者报》。
可他今天并不想看这些。
临近中午，阿瑟回到卢浮宫酒店，刚走进大门，引领员就发现了他。阿瑟已经做好准备又要面对什么争吵了。
但这一次没有冲突，引领员的举止得体且平静，笑容也让人放松。他告诉阿瑟，前台有汤普森先生送来的物品。阿瑟跟随引领员去了前台，签了收条，拿了东西。回房间的路上，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奥利弗·汤普森给他送来了一把崭新的雨伞——套着包装盒打着丝带的那种。据引领员说，他还等了他一会儿——时间不长，十几分钟左右，之后他用酒店前台的便笺纸写了短信，留下盒子离开了。这些都发生在不到一小时前。
在留言中，清醒的奥利弗想起了阿瑟此行的目的，他是为伊弗雷姆而来的，不是为了调查经营，他为自己昨晚的鲁莽道歉，也为伊弗雷姆难过，他请求阿瑟的原谅，并希望他收下这把雨伞。
拆开包装盒，阿瑟看到了一把做工精良的黑色雨伞，伞布挺括，摸起来厚实、顺滑；伞柄是纹理出众的白蜡木，中间嵌着一块黄铜铭牌；伞骨和其他连接件看起来也是黄铜的，去掉包装盒后，拿在手里依然沉甸甸的，撑开后的声音也结实有力。他又看了看伞柄上的铭牌，即便他对雨伞行业完全不了解，也感受到了它的价值感。
的确很有“汤普森作风”，而他遗失的雨伞和手帕一样，都是杂货店里的便宜货。
阿瑟把字条塞进上衣内袋，开始收拾行李。现在，他有了两只皮箱和一把新雨伞，看起来更像个要继续旅行的人了。
到了火车站，意外又来了。
火车前的礼宾员在反复核对手中的名单后说没有他的票，阿瑟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礼宾员说有一位叫阿瑟·萨金的乘客，还有一位叫阿瑟·米勒·摩尔的乘客，但没有阿瑟·沃尔夫冈或者阿瑟·沃夫。
费拉克会忘记告诉列车员有预留票吗？阿瑟觉得那个人不会犯这种错误，也不会用另一个名字订票——忽然，他想起了昨天费拉克刚出现在酒店时的情形。
“我想我应该问布尔迪厄先生订的票，”阿瑟对礼宾员说，“费拉克·布尔迪厄。”
礼宾员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刻转身喊来了列车长。列车长赶来后什么也没问，他接过阿瑟的行李，亲自把他带上了一节卧铺车厢。
虽然阿瑟早就在报纸和伊弗雷姆的信中听说过东方快车的奢华，但真正走进车厢，亲眼所见的景象还是令他震撼：不仅整个车厢都是由涂了清漆的柚木打造，从走廊到包厢的地上还都铺着高级地毯，即便是拎着重物走在上面也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包厢里装饰了带雕刻的墙面镶板和带菱形花纹的天鹅绒窗帘，还有摆着柔软靠垫的沙发和扶手椅，窗前的桌子铺着雪白桌布，上面还放着水晶酒具，行李架也是黄铜的，最重要的是，车上有电灯。
替阿瑟放好行李，列车长开始一一介绍包厢里的配套和使用方法：车厢中部，扶手椅后的圆柱形立柱一拉开就变成了带镜子的洗面台，水龙头拧开就有水，还有热水，毛巾和剃须工具一应俱全；接着，列车长挂起洗面台旁的天鹅绒挂帘，展示卧铺车真正的精华所在——尽管空间上没法与地上的大酒店相提并论，但挂帘后的的确确有一间“卧室”，床头和走廊一侧的墙上还有挂毯和拼花镶板，床上放着蓬松的靠垫和枕头，铺着细棉床单和缎面薄羊绒被，床头桌上还有专门放怀表的银表托；而那个圆柱形立柱的另一半，拉开门，则是一个带有陶瓷抽水马桶的私人卫生间。列车长自豪地介绍，这是东方快车上最受旅客欢迎的服务设施。
最后，列车长展示了卧室门口的衣柜。衣柜本身并无特殊之处，不过衣柜下方的方格里嵌了一台西克尔保险柜。列车长打开未上锁的保险柜，拿出了一个沉甸甸的，系着绳的牛皮纸包裹，说这是布尔迪厄先生吩咐必须交给他的。之后列车长又介绍了餐车和沙龙车厢、雪茄室和阅读车厢的使用时间以及房间服务。一切都介绍完毕后，列车长退出了包厢。
阿瑟手里拿着包裹，站在他的“起居室”正中间打量这个让他意外的包厢，这里俨然是卢浮宫酒店的紧凑型翻版，奢华、安静，空气里充满木头和香料的气味，车厢外的拥挤和纷扰仿佛无法侵入这里分毫。不过伊弗雷姆住的是双人包厢——他回忆着信上的内容——有另一个人在抽烟斗。他把包裹放在沙发里，转身来到车窗前，餐桌上放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烟灰缸，拿在手里颇有分量。不过他现在没有任何掏出烟盒的想法。放下烟灰缸，他去洗了手，然后坐在沙发上拆开了费拉克的秘密包裹。
两层牛皮纸下包着一个系绳的文件盒，正是这个盒子的缘故，让人完全摸不出来里面装的东西——是东方快车的旅客登记簿。阿瑟在拆包裹时多少猜到了这个结果，但打开盒子后他还是感到了不小的惊讶：他本以为得到两个车次的名单就够了，但费拉克给他准备了整整两本的登记簿，里面记录着从今年三月一直到上星期日的旅客名单，一本是从巴黎发车的，一本是从伊斯坦布尔发车的；登记簿下面是一个巴掌大的带皮筋的笔记本，本子里贴了十几张剪报，费拉克的笔迹穿插在纸页中；盒子最底下还有一沓折叠整齐的旧报纸——两期名为《为女性的权利》的报纸。
这时，出发的汽笛拉响了，整个包厢都随着这声长鸣轻轻颤动起来。窗外，对面的景物开始移动、倒退。蒸汽火车头拖着整列东方快车钻出月台，驶向东方。
不久后，地毯下方传来细微的流水声，车厢里的温度开始慢慢升高。
阿瑟放下报纸，小心地拿起了巴黎登记簿。
刚打开文件盒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两本登记簿里夹满了纸条。长长短短的牛皮纸纸条伸出登记簿边缘，没有任何污渍或折损的痕迹，显然是不久前才放进去的，预示着费拉克已经替他锁定了目标。翻到第一张纸条所在的页码，阿瑟就知道完全不用担心纸条会飘落——纸条从底部竖着剪开但未被剪断，劈开的两半纸条一前一后地骑在那一页上。每张纸条上还有一两个红色墨水画出的三角符号。他先把两本登记簿粗略地翻了一遍，除了9月21日的列车上多标记了一个“伊弗雷姆·汤普森”，其余的三角符号都指向两个重复出现的名字：“玛格丽特·德·波尔蒂”和“埃斯特·德·波尔蒂”。
从三月到十月，两位德·波尔蒂女士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伊斯坦布尔，有时是两个人一起，有时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埃斯特倒是没有独自去过。而且两位德·波尔蒂女士上星期刚结束她们的又一次东方之旅回到巴黎。
似曾相识的情况又出现了。阿瑟合上登记簿，看着夜色渐浓的车窗，一遍遍地念叨“德·波尔蒂”——又是觉得在哪儿听过，但德·波尔蒂的印象比杜埃还要稀薄。没想起来。不过他暂时不打算搜刮自己的记忆，他还有一本剪报和两份报纸可以看。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紧接着门就开了，费拉克提着冰桶，胳膊上搭着餐布出现在门口。
“你已经开始看了？”开门，关门，费拉克径直走到餐桌前。
阿瑟并不知道费拉克也上了车，但看着他自然而然地开瓶倒酒，索性揶揄：“列车长跟我说侍酒师一会儿就来，怎么是开车了才来？”
“恐怕除了医院，火车站是能遇到意外最多的地方了！刚才一位绅士的猎犬追着老鼠上了行李车——你能想象吗，那只老鼠是被狗撵上车的！”费拉克跳过了阿瑟的玩笑，自顾自地讲起了发车前的插曲。
“那你们是抓狗还是抓老鼠？”阿瑟来到餐桌边坐下，拿过了靠近自己的酒杯。
“先控制住了狗。”费拉克在另一边坐下，“听行李员说，老鼠已经被赶下车了——最好是同一只老鼠。之后还安排了那位乘客换包厢，原本和他同一个包厢的男人听说猎犬碰过老鼠，说什么都不肯和他待在同一个包厢里。”
“真碰到了？”阿瑟想起上车前后好像的确听到了几声犬吠。
“主人坚持说没有，谁知道呢，没人看得那么仔细。但列车员姑且带它去了车站的盥洗室洗爪子，主人也一起去了。”
“够绅士的。”
“如果他真是个有教养的绅士，就不应该带狗出门。不过他同意换到另一间暂时有空位的包厢，那间的旅客看上去挺喜欢狗的。谢天谢地。真没办法。好在他和另一个都是半程，一个到斯特拉斯堡，一个在慕尼黑下。”见阿瑟没接话，费拉克问，“怎么了？”
“我在想这是不是一趟充满隐喻的旅程。”阿瑟严肃道。
“隐喻什么？”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阿瑟用汉语说。
费拉克这才意识到，他刚刚讲述的事件主角刚好就是这两种动物——巴黎最常见的动物。这个巧合让他禁不住大笑。
“如果是无中生有的故事，它就是隐喻。如果它是真实发生的，那就是哪一天都可能发生的平平无奇的小事。”费拉克举起杯子，用干杯结束了狗的话题，转而得意地问，“不说那些倒胃口的事了，我们的‘移动宫殿’怎么样？”
“好过头了，布尔迪厄先生，”阿瑟也换上轻松的语气，再次环顾车厢，真诚道，“虽然我跟酒店经理说了只要能走，几等包厢都行，但我可压根没想过豪华包厢。你又是怎么跟列车长介绍我的？他对我的态度过于谨小慎微了，而且什么都没问。”
费拉克清清嗓子，煞有介事道：“我说不方便透露你的名字，你替上面办事。”
“哦，上面。有多上面？”
“总理。”
“总理？好吧，总理让我来干什么？”阿瑟配合地继续问。
“私下委托，调查外交部一位秘书的死——是真事，今年年初的时候，至少刚发生的一两个月里，在巴黎是件妇孺皆知的事。”
“原来我是侦探。这位秘书难道也是和东方的什么问题有关？”
“那倒不是，”费拉克给两人添了酒，“据说和德国有关，那个秘书被怀疑是间谍，畏罪自杀的，警察还拿这个理由抓走了他妻子。但坊间流传是被杀后嫁祸的，批评家们还发表了不少文章。”
“难道在《不妥协者报》上？”
费拉克露出意外的表情，“那个报纸在伦敦也有知名度？”
阿瑟摇头，“大概没有，我之前没听过，只是今天早上在街边碰巧买到了一份。”
费拉克了然，“那件事后《不妥协者报》的销量就猛涨了。”
“但听你的意思，秘书之死还没有结果？”
“是啊，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顺利，调查阻力重重。而且报纸广为人知后，更多社会话题也冲淡对那起死亡的关注，人们关心的事越多，就越难在一件事上持续倾注注意力。我打赌，批评家们大概没料到这个结果。”费拉克顿了顿，摇头道，“你既然看了那个报纸应该也发现了，巴黎现在的阴谋论太多了。我不觉得都是阴谋，只能说人们对明天充满恐惧。”
“所以就轮到我出场了。”
“没错，”费拉克又笑了，“合情合理吧？那个案子只要稍微一提，很多人都能想起来。”
“的确合情合理，只可惜这位侦探也一样调查不出什么结果。”
“那就更合情合理了。”费拉克又看看沙发上的登记簿，问道，“那些资料够你用吗？”
“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万能经理。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德·波尔蒂’这个名字我也觉得在哪儿听过。”
费拉克拿来笔记本，翻开后递给阿瑟。
摊开的笔记本上贴着一张带照片的剪报，一位上了年纪但仪态端庄的夫人拿着东方香扇斜倚在沙发上，她身后还立着绘有鸟类和植物的三联屏风，即便是没有色彩的照片，也能从光影的区别中感受出那些高级材料的质感。照片旁，是一篇对她的报道。
“德·波尔蒂也是个古老的贵族家族，暂且不说波尔蒂，有一点你料对了。”——阿瑟也捕捉到了报纸上的信息——费拉克继续道，“玛格丽特·德·波尔蒂就是玛格丽特·杜埃，埃斯特是她侄女，这两个人现在都是有名的女性权利活动家。我还找了前几年的旅客登记簿，除了第一次受邀参加那场全是名流和报社的宣传旅行，玛格丽特夫人只在往后的三次旅行中用了‘杜埃’的姓氏登记，后来，直到现在，她用的都是娘家的本姓。是同一位玛格丽特，服务记录上有特别标注。从1885年的八月开始，埃斯特也频繁地和她姑妈一起旅行。”
“从杜埃到德·波尔蒂，从遗孀变回了自己。”阿瑟说。
“还有了新的公共身份。对了，这个‘德·波尔蒂’家族据说旧时封地在枫丹白露附近，从波旁王朝时起，家族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宫廷担任职位。”
费拉克的话忽然唤醒了阿瑟的记忆，他放下笔记本，惊呼：“老天，是那个加斯东·德·波尔蒂。”
“谁？”费拉克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
“路易十四刚亲政不久的时候，”阿瑟回忆着，“加斯东·德·波尔蒂是迎接使团的大臣之一——我就觉得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只是听过。”
“路易十四？”费拉克感叹道，“天哪，加斯东和玛格丽特，没想到这一家人都让你碰上了。”
“是擦肩而过，严格来说，我和他们都只是擦肩而过。我没跟那位加斯东说过一句话，玛格丽特呢，目前只见到了照片，”阿瑟慨叹着纠正道，“德·波尔蒂，真没想到。我记得当时加斯东好像是……伯爵？”
“那么玛格丽特恢复旧姓也很可能是继承了家族头衔——后面有一篇写埃斯特的报道，提到埃斯特的父亲已经去世。说不定玛格丽特现在是女伯爵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家族可不简单，从君主时代到共和国，说不定还出了不少革命人物。”费拉克回忆着，又补充道，“玛格丽特倒是很少公开在名字后加头衔，至少我没怎么听过。”
“慷慨资助女性艺术家和女性活动，却很少强调自己的贵族身份，单凭这些特征也足够让我想象一位可敬的夫人了。不仅如此，她还会给在异国旅行的青年提供食宿，并引荐他进入另一个社交圈。”
“——别有目的地？”费拉克敏锐地捕捉到了阿瑟语气中的变化。
“贵族的慷慨都有目的，无论目的好坏，他们都另有所图。”
阿瑟正准备往下翻，敲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是穿着餐车制服的列车员。费拉克公事公办地向阿瑟介绍了餐酒经理。餐酒经理又恭敬地递上菜单，一一介绍晚餐的菜式。阿瑟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两位经理。
餐酒经理又给他们倒了酒，并询问是否要在包厢用餐。阿瑟谢绝了保密建议，说更想去餐车看看。经理告诉他们晚餐将在大约三十分钟后准备完毕。他离开时，还顺便带走了冰桶。阿瑟再一次对东方快车的服务赞叹不已。费拉克解释说，出发当天的晚餐时间只能推迟，往后的几天，晚餐会在六点开始。喝完这杯酒后，费拉克提议先去餐车里的沙龙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