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的元宵节，学校破天荒地没有补课。晚自习取消的消息传下来的时候，整个教学楼都在欢呼。我趴在桌上，看着窗外零星升起的烟花，心里盘算着怎么说服我妈让我出门。
手机震了一下。周屿发来消息：出来看烟花吗？老地方。
老地方是学校天台。高三教学楼顶楼有个生锈的铁门，锁早就坏了，拿石头一砸就开。我和周屿是高二下学期发现这个地方的，那时候我们还不熟，只是碰巧在天台撞见，他坐在水箱旁边吃泡面，我蹲在角落里哭月考成绩。
他没问我为什么哭，只是把泡面递过来：“吃吗？还剩半桶。”
我摇头。他就自己吃完了，然后说：“这地方不错，以后心情不好可以来。我不会告诉别人。”
后来那个天台就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我考砸了会去，他打完篮球赛会去，有时候我们约好一起去，带两罐啤酒，坐在水箱旁边的水泥台上，看远处的万家灯火。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风吹过来的时候，他会把外套递给我。
再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说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白。高三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在天台吹风，我随口说了一句“以后毕业了就没这么自由了”。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就不毕业。”
我笑了：“怎么可能不毕业。”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沈渔，我是说，不管毕不毕业，我们都在一起。”
我就这么点了头。没有烟花，没有情书，没有浪漫的仪式。风很大，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的眼睛在夜色里亮得像星星。
确认关系之后，我们约定考同一座城市。我想去南城读新闻，他想去南城的工大读建筑。南城大学和南城工大隔了两站地铁，骑车二十分钟。我们算过，每个周末都能见面。
“到时候我骑车去找你，”他说，手指绕着我的一缕头发，“带你去吃遍南城所有好吃的。”
“你就吹吧，你连自行车都没有。”
“暑假就去学。”
他真的去学了。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寒假，他每天抽一个小时在小区里练自行车，摔了两次，膝盖蹭破了皮。我坐在花坛边看他，笑得前仰后合。他骑到我面前，单脚撑地，满头大汗地说：“笑什么笑，上来，我带你。”
我没敢上去。他拍拍后座：“怕什么，摔了我垫着。”
我战战兢兢地坐上后座，手抓着他的校服下摆。他踩下踏板，车子歪歪扭扭地往前晃，我吓得一把搂住他的腰。他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笑出声来：“抱紧了，出发了。”
那天傍晚的风很暖，吹得路边的迎春花一摇一摇的。他骑得很慢，慢到我几乎感觉不到风。我贴着他的后背，能听见他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又快又稳。
“周屿。”我喊他。
“嗯？”
“我们会一直这样吗？”
他没回答，只是腾出一只手，覆在我环着他腰的手背上。
“会的。”他说。
高三的最后三个月，我们像两个上紧发条的机器。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教室，晚上十一点才走。我们不在一个班，他在一班，我在七班，隔着两层楼。课间的时候他偶尔会跑上来，在我桌肚里放一盒牛奶或一块巧克力。我有时候会去他们班门口晃一圈，假装找他们班的同学借笔记，就为了看他一眼。
他坐在靠窗第三排，侧脸很好看，写字的时候会微微皱眉。有次我去他们班的时候他正好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嘴角弯了一下，然后低头继续写。我收到一张纸条，是他们班同学传过来的，上面写着：“别站门口，风大，回去吧。”
我把纸条折好，夹进日记本里。
那段时间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未来的话。填志愿的时候，我们坐在天台的水箱旁边，用手机查各个学校的历年分数线。他把南城工大建筑系的招生简章截图给我看，我把南城大学新闻系的录取位次发给他。
“你模考排名够吗？”他问。
“差不多，冲一冲能上。”
“那就冲。”
“你呢？”
“我更稳一点，但建筑系分高，得再提十分。”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还有三十天，他说。还有三十天，我说。
那些日子很累，但回想起来，也很快乐。因为有盼头。每天晚上十一点出教学楼的时候，他会在楼梯口等我。我们一前一后地走，不敢并肩，怕被老师看见。走到校门口的那段路没有路灯，他会悄悄牵我的手，手指扣进我的指缝，掌心贴掌心。
“今天英语阅读错了两个。”我说。
“我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
“没事，还有时间。”
“嗯。还有时间。”
高考那三天，他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发“加油”。我回一个“你也是”。我们在不同的考场，但我知道，我们在做同一件事，为了同一个目的。
最后一科考完的那天下午，我冲出考场，站在校门口等他。人潮汹涌，我踮着脚找了半天，终于看见他从马路对面跑过来。他也看见了我，脸上挂着那种如释重负的笑。他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地站定，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结束了。”他说。
“嗯，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
“还行。你呢？”
“稳了。”
我笑了，眼眶有点湿。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南城见。”他说。
“南城见。”我说。
分数出来那天，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比模考高了三十多分，够上了南城大学的录取线。我第一时间给周屿打电话，电话响了很多声才接通。
“你查了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查了。”
“多少？”
他说了一个数字。我的心沉了下去。那个分数够不上南城工大建筑系。差了大概二十分。
电话两端沉默了很长时间。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急促而不稳。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什么都说不出来。
“没事，”他先开口，声音很低，“我再看看调剂。南城还有别的学校，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嗯。”
“你别担心，沈渔。我们说好了南城见。”
“嗯。”
填志愿那天，我们在天台碰面。他拿着厚厚一摞招生资料，上面用红笔圈了又圈。他翻到其中一页指给我看：“南城理工，也是重本，建筑系差点但好歹是建筑。离你们学校四站地铁。”
“你确定吗？”
“确定。”
他把志愿表给我看。第一志愿：南城理工大学建筑系。第二志愿：南城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第三志愿：南城理工大学城乡规划。每一个都填了南城。
“你呢？”他问。
我把我的志愿表摊开。第一志愿：南城大学新闻系。后面几个也都是南城的学校。
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看来我们真的要一起去了。”
“嗯，一起。”
那天傍晚我们在天台坐到天黑。星星很亮，风很暖，远处传来蝉鸣。他握着我的手，一根一根地捏我的手指。
“沈渔。”
“嗯？”
“等我们到了南城，我骑车带你去海边。南城离海近，骑车一个小时就能到。”
“你路痴，别把我带丢了。”
“丢不了。”他把我的手贴在他胸口，“就算丢了，我也能把你找回来。”
录取结果出来那天，我在家里对着电脑屏幕哭了一整个下午。
我被南城大学录取了。但周屿没有。他的分数线离南城理工大学还差三分，调剂到了北城的一所学校。离南城一千两百公里。
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他的声音也在抖：“沈渔，没事的。北城到南城，高铁四个小时。我周末可以去找你。”
“四个小时。”我吸着鼻子重复。
“很快的。比我们高中坐公交车回家还快。”
我知道他在安慰我，也在安慰他自己。但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四个小时，一千两百公里。然后我用力把那一页撕了下来，又用胶带粘回去。
我不信我们撑不过去。
大一开学，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南城大学的校门口。南城很热，九月的风都带着潮湿的黏腻。我给周屿发了一张校门的照片，他秒回了一张北城的照片。北城的天很蓝，校门口种着一排银杏，叶子还没黄。
他说：“我到了。”
我说：“我也到了。”
他说：“等我。国庆去找你。”
我说：“好。”
那一个月，我们每天发无数条消息。早上吃了什么，上了什么课，遇到了什么人。我把食堂的饭菜拍给他看，他把宿舍的阳台拍给我看。晚上打语音，聊到凌晨一两点，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舍不得挂。
“你先睡。”他说。
“你先挂。”
“你先。”
“石头剪刀布。”
“你出得慢，我看见了。”
“你耍赖。”
最后总是我先睡着。第二天早上醒来，语音还连着，他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来，平稳而绵长。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一会儿，才舍得挂掉。
国庆假期，他买了最早的一班高铁来找我。我在出站口等了四十分钟，人群一波一波地涌出来，终于看见他背着书包从通道里走出来。他瘦了一点，头发长了一点，看见我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来，一把把我抱进怀里。
他身上有陌生的味道，是北城洗衣液的香气。但他抱我的力气还是和以前一样，箍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我把脸埋在他胸口，忽然很想哭。
“别哭。”他低头亲了亲我的头发，“我这不是来了吗。”
那三天我们去了海边。南城离海很近，骑车真的只要一个小时。他租了一辆双人自行车，我们沿着海岸线骑了很久。海风很大，吹得头发乱飞，我坐在后座搂着他的腰，他骑得很快，风灌进嘴里，连呼吸都是咸的。
“沈渔。”他回头喊我。
“干嘛？”
“你看前面。”
我探出头往前看。海和天连成一条线，蓝色的尽头，白色的云低低地挂着。阳光洒在海面上，碎成千万片金鳞。
“好看吗？”
“好看。”
“以后每个周末我们都来。”
“你说的。”
“我说的。”
那天傍晚，我们坐在沙滩上看日落。他握着我的手，十指交扣，掌心的温度从指尖一直暖到心口。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沙滩上，像一幅画。
“周屿。”
“嗯。”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吧？”
他偏过头看我，笑了。那个笑容和高中时一模一样，干净明亮，像不谙世事的少年。
“当然。”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个夏天。”
可是后来的夏天，他再也没有来。
大一那个秋天，是我记忆里最漫长的一个秋天。北城和南城，一千两百公里，四个小时的车程。刚开始他每个月都来，后来变成两个月一次，再后来，他来了当天就要走。
电话从每天一次变成两天一次，再变成三天一次。聊天的内容从“我今天遇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变成“你吃了吗”“嗯吃了”“那你早点睡”“嗯你也是”。有时候打过去，他在忙，匆匆挂断，说晚点回给我。那个“晚点”有时候是第二天，有时候是第三天。
我知道他忙。建筑系课业重，画图到凌晨是常态。我也忙，新闻系的采写作业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们都在努力，努力地维持这段感情，维持那些关于未来的承诺。
但有些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第一次吵架是在十月底。我打电话给他，想跟他说我拿到了校报的实习记者名额，特别开心。电话响了很久才接，他那边很吵，像是在食堂。
“你猜怎么着？我进校报——”
“沈渔，我这边有点吵，晚点打给你行吗？”
“哦，好。”
挂了电话之后，我等了一整个晚上。他没有打来。第二天中午他才发消息说昨天画图到两点，忘了。我回了一个“没事”，把打好的“我进校报实习了”删掉了。
后来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我的消息他有时候半天才回，有时候干脆忘了回。他的朋友圈里开始出现一些我不认识的面孔，男男女女，聚餐、出游、小组作业。有一张照片里，他旁边坐着一个短发女生，笑得很开心，手搭在他的椅背上。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关掉了手机。
“她是我们组组长。”他后来解释，“一起做设计作业的。”
“我没问。”
“你明明就在意。”
“我说了我不在意。”
“沈渔，你能不能别这样。”
“我哪样了？”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我听见他叹气的声音，低沉而疲惫。那个叹气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在我心上。
“我很累。”他说。
“我也累。”我说。
“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十一月，我的生日。他提前一周说会来南城陪我。我订了蛋糕，挑了餐厅，还买了一条新裙子。生日那天我化了妆，在宿舍楼下等了两个小时。他的高铁晚点了，他在电话里说抱歉，说可能要晚上才能到。
“没事，我等你。”
等到晚上八点，他到了。风尘仆仆，眼底带着青黑。他把一个纸袋递给我，说是礼物。我打开一看，是一条围巾，浅灰色的，很软很暖和。但标签还在上面，是一个北城商场里的牌子。
“谢谢。”我说。
“喜欢吗？”
“喜欢。”
我们去了我订的餐厅，但已经过了预约时间，位置被取消了。最后在路边找了一家还在营业的面馆，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他吃得很急，像是赶时间。
“你今晚几点走？”我问。
他顿了一下：“十点半的高铁。”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面，汤已经凉了，浮着一层油花。面条坨在一起，我挑了半天，一根都没吃进去。
“周屿。”
“嗯。”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他放下筷子，看着我。面馆的灯光很亮，照得他脸上的疲惫无处遁形。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伸出手，握住了我放在桌上的手。
“没有。”他说，声音很轻，“我只是……太累了。”
“我也累。”我说，眼泪掉进面汤里，溅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那怎么办？”他又问了一遍。
我没有回答。
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在高铁站入口处抱了我很久。他的下巴抵在我头顶，呼吸急促而滚烫。我把脸埋在他胸口，闻着那股熟悉又陌生的洗衣液味道，拼命想把这一刻记下来。
“沈渔，”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闷闷的，“你再等等我。等我忙完这阵子。”
“好。”我说。
我等到十二月底，等来的是一通电话。
那天南城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我窝在宿舍里赶稿子。手机响了，是他的来电。我接起来，他的声音很哑，像是刚睡醒又像是很久没睡。
“沈渔。”
“嗯。”
“我们……算了吧。”
我握着手机的手僵住了。窗外的雨声很大，噼里啪啦地砸在玻璃上，但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说什么？”
“我说，算了吧。”他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他，“我撑不下去了。你也撑不下去了。我们都知道。”
“周屿——”
“沈渔，”他打断我，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决绝，“我们试过了。真的试过了。但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有用的。”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想挽留，想说我愿意再试一次。但话到嘴边，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们都太累了。这段感情像一根绷了太久的橡皮筋，再拉就要断了。
“好。”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平静得可怕，“算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急促而不稳，像是在极力克制什么。很久之后，他开口，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沈渔，对不起。”
“别道歉。”我说，“你没错。”
“你也没错。”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尽力了。”他说，“但有些事，光靠尽力是不够的。”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我攥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我想哭，但眼眶干涩得发疼，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周屿，”我最后说，“你还记得吗？高考完那天你说，我们还有很多个夏天。”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我记得。”他说。
“可是我们没有了。”
“……嗯。”
“再见，周屿。”
“……再见。”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床上，盯着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宿舍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室友均匀的呼吸声。我点开他的微信，翻到最上面，看着我们这几个月来的聊天记录。从每天几十条，到每天几条，到最后只剩下“早安”“晚安”“吃了没”。
我往上翻，一直翻到高三那年。那时候我们还在用QQ，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天台上拍到的晚霞。配文是：今天的云特别好看，想给你看。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锁屏，把手机扣在枕头上。
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快。寒假回家，同学聚会，有人提起周屿，说他好像有了新的女朋友。我面无表情地夹菜，说“哦”。林晓彤在桌下握了握我的手，我朝她笑了一下。
“没事。”我说，“早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翻出高中时的日记本。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是他写的：“还有三十天。加油。南城见。”字迹工工整整，横平竖直。
我把那张纸条放回日记本里，把日记本放回抽屉最底层。然后我关灯，躺下，看着天花板。
十八岁的夏天，天台上的风，双人自行车的后座，海边的日落，他掌心的温度。那些东西，永远留在了那一年。后来我们长大了，走了不同的路，去了不同的城市，变成了不同的人。那些热烈和笃定，终究没能撑过距离和时间的消磨。
我不恨他。甚至不怪他。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尽力了。只是有些故事，写到十八岁，就该结束了。
窗外的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冬天的寒意。我闭上眼睛，梦里又回到了那个天台。
他在我旁边坐着，手里拿着一罐没打开的啤酒。风很大，吹乱了他的头发。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很亮。
“沈渔。”
“嗯。”
“不管毕不毕业，我们都在一起。”
梦里的我笑了，点了点头。
可是梦醒之后，枕边空无一人。
那些夏天，永远停在了十八岁。而我们，也停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