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角遗梦
16.
阿瑟用手杖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次的开门声干脆迅速，没有前天那样慌乱的前奏，就连易卜拉欣本人也像换了个人——他穿着一身做工考究的晚礼服，一头金发梳得服服帖帖，脸也刮得干干净净。这张脸上的五官还带着年轻时的风采，但眼睛里已经有了岁月的沉淀。
阿瑟十分配合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易卜拉欣站在门内，一双湛蓝的眼睛谨慎地移动着。
“只有我。”阿瑟看懂了他的心思，主动道。
易卜拉欣原本像张被风吹鼓的床单，听到他的话后立刻就收落了，不过脸上仍保持着警惕，“她是不来了，还是一会儿来？”
“你说黛博拉？她和她哥哥一起走了。”阿瑟说，“我能进去吗？”
“哦，当然，”易卜拉欣让出门口，“请进。”
房间里也整洁了不少，换下来的衣服不见了，毛毯折叠整齐地搭在沙发靠背上。
“随便坐，不用客气。”易卜拉欣自顾自地脱下礼服外套，推开左边墙上的一扇门，站在门口把衣服——还有丝绸领巾——往屋里一扔，回身再看阿瑟时，他露出了嘲讽的笑脸，“别这么嫌弃。”
现在的易卜拉欣和第一次见面——甚至和刚刚开门时的模样比已经判若两人，阿瑟觉得他这个样子让人舒心多了。
“如果让你误会了，我道歉。”阿瑟抱歉道，“我这副长相经常让人误会。我只是觉得稀奇，无意冒犯。”
“稀奇？”易卜拉欣坐进了自己的高背椅里。
“我想那是非常突然的，一瞬间的感受，”阿瑟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斟酌着用词，“我想我是第一次看到穿宴会礼服的人自己开门。没错，是第一次——以往我敲门后，出现在门后的不是女仆就是管家，穿礼服的角色要么已经像雕像一样坐在椅子里了，要么就是摆好架势从楼梯上走下来。亲自来开门的，你是第一个。我以前曾经怀疑，贵族老爷们可能压根摆弄不明白门锁，看来并非如此。”
易卜拉欣大笑起来，“不，你说得没错，他们甚至还不会自己穿衣服。贵族老爷们只会干一件事：确保自己什么都不会。”
这番讽刺后，易卜拉欣似乎完全放下了戒备，面对男人时，他的礼节和耐心不比一只茶碟能盛的水多，就连说话的方式都变得强硬直接：“那么，你想要什么情报？沃夫先生——我打赌这不是你的真实名字。”
“只是略去了一部分而已，”阿瑟在靠近写字桌一头的沙发上坐下来，“是‘沃尔夫冈’的简称，恕我现在不能把后面的名字公开。”
易卜拉欣又微微眯起眼盯着阿瑟，仿佛正在脑中把他认识的“沃尔夫冈”逐个请出来盘问，发现没有结果后才不情愿地哼了一下，“布尔迪厄先生看上去相当信任你。那么，我也希望你能履行你的承诺。”
阿瑟不置可否，“费用呢？”
“最终结算，我会根据你的委托内容估价。但别以为我会给你折扣。”易卜拉欣严肃道。
“当然，当然。我也不喜欢到处要人情，你按你的规矩办，现在没有布尔迪厄先生什么事了，只有你和我。至于我想要的情报，老实说，我还没想好，我今天只是想来打个招呼，顺便早点告诉你，黛博拉不会再来。”见易卜拉欣正要开口辩解，他又补充道，“卡夫坦更舒服，我也这么觉得，我不出门时也喜欢那么穿。而这身衣服，我只当它是好办事的行头。”
易卜拉欣的脸从脖子开始涨得发红。这回，他捂着脸弯下腰，整个人消失在了桌子后。但很快，他又直起身——仿佛已经抛开了所有顾虑——用手指着阿瑟，“你的行径真是粗鲁，沃夫先生，不过很实际。我不讨厌，但也不喜欢。”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也不相信你这套说辞——只是来通知我？你看起来可不像会为这种小事专程登门的人，尽管我很感谢你这么做。”
“倒也没有太多欺瞒，”阿瑟笑了笑，“我只是想找人聊聊。昨天我在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尔。”易卜拉欣打断阿瑟，面无表情地强调，“这里是伊斯坦布尔。”
“没错，伊斯坦布尔，我说错了。”阿瑟改口，继续道，“昨天我在城里转了转，发现这里已经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了。”
“你以前来过这里？”易卜拉欣的眼中多了一丝兴趣，“你看起来很年轻，和——和黛博拉小姐看起来年纪相仿。”
“我比黛博拉大两岁。的确差不多。”
“你什么时候来过这里？”
“我也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大概五岁以前。”阿瑟回忆道，“我印象里，六岁的时候我们全家迁往了另一座城市——欧洲的城市。在那之前，我跟随家里人乘船来过一次伊斯坦布尔。如果我记错了，那大概就是上辈子残留的记忆了。总之，我来过。”
“那种年纪可记不住什么。”
“我知道，所以我记不得什么具体的东西，只是有一种感觉——很可能也掺杂了成年后从各种途径拼凑出来的印象。伊斯坦布尔在我曾经的记忆中像另一个世界，金色的城市，到处都是圆顶的房子，而现在呢，它像巴黎。巴黎、慕尼黑、伦敦、里斯本，和任何欧洲城市一样。”
“听起来你去过很多地方。”易卜拉欣的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轻蔑。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的确过得很动荡。”
易卜拉欣看了阿瑟一眼，“这座城市曾经向欧洲敞开胸怀，于是最近这十几年变得越来越令人乏味了。”
阿瑟温和地笑了笑，对易卜拉欣的嘲讽表示赞同。
“那么，别卖关子了，沃尔夫冈先生，”易卜拉欣用德语称呼道，“你想聊什么？”
开口前，阿瑟停顿了一下，“上次来时，我记得看到了不少欧洲报纸。我也问过布尔迪厄先生，他说除了日期没那么新鲜，伊斯坦布尔能买到十六国的几十种报纸，甚至奥斯曼帝国的报纸本身就有五六种语言的版本。”
“没错。”
“那么，我想你并没有离欧洲太远，也许有些事，你也有所耳闻。”
“比如？你可以直接问。”
“你知道东欧近来一段时间发生的失踪案吗？”
“失踪？”易卜拉欣扬起眉毛，“这算什么稀奇的事吗？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失踪。”
“当然，全世界每天都有人失踪，或者死了，没人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一群特殊的人，容克。”
易卜拉欣的腮帮动了动，“你是想说，你认识的贵族里有人失踪了？”
“我更愿意说，是来自容克家庭的人。”
“那和贵族有什么区别？”
“容克是容克，贵族是贵族，但——”阿瑟突然打住话头，显得有些懊恼，“你说得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一样。”
易卜拉欣倒是舒展了眉头，“你们应该改改那个毛病，总是揪着别人一句话里的措辞，有多大意义？”
“某些场合的确有意义。但你说得对，多数情况下，没什么区别，我们只是，”阿瑟顿了顿，“我们只是想让对方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图。有时候，我觉得哪怕是一丁点儿细微的区别也会导致分歧。可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误差恒常存在。词语的含义更显得无意义，都是些徒劳的执着。”
他刚说完，易卜拉欣就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并指着阿瑟大笑起来，“我开始喜欢你了，亲爱的沃尔夫冈。人只有在质疑自己时才显得真诚。这块大陆上刚愎自用的人已经够多了。现在说说你的容克吧。”
阿瑟沉默了片刻整理思路，“我想我知道的事不一定是实情，很可能也没人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一位旧识，她坚持认为她父母被带走了。”
“绑架？”
阿瑟认真地看着易卜拉欣，严肃道：“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话让你觉得我是个疯子，我说的都是我知道且认为有什么深层含义的讯息，讯息可能被人以其他方式讲述——”
“——好了，”易卜拉欣微微抬起手，打断阿瑟，“好了，沃尔夫冈，你可以直接说，信不信，怎么判断，我自有分寸。”
阿瑟先是沉默——仿佛要在心里把话先说完一遍似的——然后才开口：“那位小姐告诉我，她父母被灵媒带走了。她说，她梦到了他们的求救。一开始我也不信，但几天后，我也梦到了，他们在梦中告诉我，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如果他们的灵魂不能在圣诞节前回到他们的身体，他们就会死。”
“等等，你说‘身体’？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开了？”说“灵魂”时，易卜拉欣用手指在头顶画了几个圈。
“原谅我，我跳过了关键信息：一位女儿坚称她的父母被带走了，但外人看到的只是昏睡不醒的两个人，他们偶尔会睁开眼睛，但目光呆滞，不吃不喝，过不多久便又睡过去了。令人担忧。”
“昏迷不醒，失去意识——他们这样多久了？”易卜拉欣问，“但愿我没理解错你的话。”
“马上就要一个月了，”阿瑟叹了口气，“两个人身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烂疮，老爷的情况更加危险，也许现在——此时此刻，他们已经下葬了。”他站起身，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剪报放到桌面上，继续道，“我情愿那些事只是无知的猜忌，我是个医生，一个无神论者，一个马克思的支持者，我相信人仍有某些精神上的神秘——有现代医学还不了解的部分，但我不愿相信有人能操控所谓的灵魂，可这些沿途的新闻让我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他们是同类事件。”
桌上的报道是从四天前的《人民之声》上剪下来的。那天，东方快车已经穿过匈塞边境，他们正等着把那个无名的年轻人送下火车，费拉克把早餐和这份过期一天的报纸带到了他的包厢。他一边和年轻人闲聊，一边浏览报纸，不久便在成堆的信息中发现了这则趣闻，在他眼里，这可比新天鹅堡的夜半哭声有意思多了——一位匈牙利伯爵在参加了一场降灵会后陷入昏睡，一段时间后的现在又几近疯癫。
“看样子，你已经锁定了目标。”易卜拉欣语气中带着怀疑，“你觉得他们出自同一伙人的手笔？”
阿瑟摇摇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目标。我只是放不下任何怀疑和可能性，我无法说服自己把那个梦当成一场梦。”
“假设——你找到了那些被带走的灵魂，你能把它们带回去？”易卜拉欣认真地问。
“我能吗？就算我能，他们多半也活不下来了，他们的身体太过虚弱，已经无法恢复了。眼下的情况也许更幸运，他们仿佛没有任何感觉。如果他们的灵魂还在身体里，这样虚弱的情况，只会让人生不如死。”
“听起来可真痛苦。”易卜拉欣摩挲着干净的下巴，“可我应该相信你刚刚说的话吗？”
阿瑟眼里的情绪突然冷却，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举起双手，“我无意冒犯，亲爱的沃尔夫冈。只是你们前一天的态度还神神秘秘的，我怎么能立刻就相信你今天的这番坦白——真话来得太早，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了。”
说完，易卜拉欣靠进椅子里，他毫不避讳阿瑟的注视，甚至还露出了挑衅的微笑。
房间里十分安静，两个人谁都没说话，直到阿瑟收起脸上的严肃，低声笑起来。“你也很有意思。看来在伊斯坦布尔，你很少向什么人屈服。”
易卜拉欣并不生气，他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那么你想在这里得到什么？”
阿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目光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巡视了一圈，最后又落到易卜拉欣脸上，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很平静，“我刚才的讲述离事实很近，虚构的成分微乎其微，我改动最大的部分是……实际上，他们从昏睡中醒来，又突然发疯，然后失踪了，但不是现在，是去年的事。而现在，”他抬抬下巴，指向桌上的剪报，“我无法继续装作没看见了。”
“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易卜拉欣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这就是你说的，你得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就收手的真正原因？”
“对。”
易卜拉欣继续看着阿瑟，片刻后，他眨了眨眼，用手指搓起眼眶，似乎是不习惯盯着什么东西看太久。他一边搓，一边闭着眼睛说起话来：“用你的方式来解释，沃尔夫冈，我原本不应该问这些，也犯不着质疑真假，人们花钱来买消息，我提供消息，至于他们的理由，我没必要过问。但你是布尔迪厄先生带来的，出于对他的欣赏和尊敬，我想谨慎对待。”
“对我？”
“没错。”易卜拉欣睁开眼，目光变得幽暗，他用刚刚那只揉眼睛的手托着下巴，声音很冷淡，“我看得出来你们的关系很亲近，还有那位小姐，也许你们很早就认识，但在现在这个世道里，熟人也未必可信，我见过很多人，少年时、青年时太容易许诺信任，因为那时的灵魂本就清澈，人们只关心被教导的正直，却不知生活本身就是一片泥潭。十年后，二十年后，这片泥潭会改变每一个人。我只认识现在的布尔迪厄先生，我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认识你。我不关心他过去什么样，但我认为现在的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不只是我，这条铁路所过之地上的人都应该尊敬他，所以我不希望他蒙受什么损失。而在我看来，买消息的人都很可疑。”
阿瑟并不生气，反而笑了，“那卖消息的人就不可疑吗？”
易卜拉欣摊开手，展示着自己，语气极尽嘲讽：“这个行当本身就是以备受怀疑的姿态出现的，还能可疑到哪去？”
阿瑟想起了罗娜的话，但他并不想再当着易卜拉欣的面提她。“那么你现在还觉得我可疑吗？至少，我的可疑之处会伤害到费拉克的感情吗？”
“谁知道呢，”易卜拉欣耸耸肩，“至少我想跳过这个疑虑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回到你的委托上来吧，沃夫先生，”易卜拉欣换上公事公办的语气，“你想要什么消息？伊斯坦布尔每天都有人消失，如果你想从这里下手，那是大海里捞针。我或许能想办法弄到消息，但是时间会很长。”
“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想找那些失踪的人，我想找的是那些可能让人失踪的人。”
“你想找巫师？”
“他们叫自己‘灵媒’，”阿瑟纠正道，“我更愿意称呼他们是‘狡猾的骗子’。”
易卜拉欣难得爽快地附和了阿瑟的话：“没错，那些灵媒、术士、通灵者——随便什么，他们只是更通晓人性的弱点，投其所好，故弄玄虚，等人自己撞进圈套里而已。好吧，你过两天再来，我会给你弄到消息的。”
“今天不能告诉我什么吗？”
“你不是来打招呼的吗？”易卜拉欣抱怨道，“如果我时时刻刻都知道伊斯坦布尔有什么人，我也要成灵媒了！”
“说得也是。”阿瑟想了想，遗憾道，然后他用手杖撑地，借力站起来，“那等你的好消息，今天我只好随便转转了。”
易卜拉欣突然想到了什么，“你打算去哪儿？布尔迪厄先生嘱咐过你什么吗？”
“什么？”
“啊……”易卜拉欣拖长尾音，接着又低声自言自语，仿佛在跟自己论证什么，然后才露出了然的神情，“也对，他是国际卧铺车公司的经理，并不在伊斯坦布尔的长住——总之，你可以随处看看，但是不要往西边的海湾去。”
“那边出什么事了？”
“霍乱还是什么的，总之那边最近半个月有传染病——”正说着，易卜拉欣看到阿瑟的神情，突然改口道，“哦，医生，好医生——求求你，不要在伊斯坦布尔挑战你的医术，交给这里的医生，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哦，什么办法？”阿瑟在笑。
“他们使用草药，东方的国家到处都使用草药治病。也许还有巫医，附带着还有仪式舞蹈，”易卜拉欣夸张地举起胳膊抖了抖手，“但他们不通灵。”
“哎，”阿瑟叹道，“哎——易卜拉欣，你这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
“当然不！”
“你告诉一个医生这里有传染病，又叮嘱这个医生别去？还有巫医？”
易卜拉欣懊恼地挥舞手臂，“见鬼的医生，换成别人一定会感激我的提醒。我说真的，别去，在这里，‘霍乱’只是一种含混的说法，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究竟是什么病，总之那边很危险。”
“那我能拜访几位巫医吗？”阿瑟用波斯语问，“只是聊聊。”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沃尔夫冈，”易卜拉欣仍旧说英语，“如果你在达到目的前就死在了伊斯坦布尔，我可没法向布尔迪厄先生交代。”
“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未必就会出现最坏的结果。我也可以下楼问穆斯塔法。”
“我真不应该好心。”易卜拉欣愤恨道。
阿瑟笑了，“你也可以再好心一点，我会非常感激的。”
易卜拉欣的腮帮在动，他干净的面颊把他此刻的心情暴露无遗，“我想起来了，”他突然开口，表情和语气都显得既气愤又无奈，“——灵媒。有一个灵媒，不少欧洲人都会光顾那里。但要说能诱拐人的灵魂，我可不信。”
“听上去你也去过。”
“那个人刚来的时候我去看过。别惊讶，毕竟可能和我的生意有关，去看看总没错。”
“就一次？”
易卜拉欣翻了个白眼，好像阿瑟的问题愚蠢到家了，“甚至只是在门口看了一眼。那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想起来——并不是我要故意隐瞒，没这个必要——而且在所有可能的人选里，那个人是我觉得最没有那个本事的。你去看了就知道了，好医生。”易卜拉欣最后说了德语。
“你这样说我反而好奇了。地址呢？那个灵媒叫什么？”
“佩拉区北边，沿着佩拉大街一直往北走，在法国领事馆北边。地址应该一直没变，但我不记得门牌号了，你可以叫个马车夫拉你去热麦尼街，找温蒂萨夫人。”
“哦，”阿瑟也笑了，“在北边。好吧，我会去北边转转的。”
“万事小心，沃尔夫冈，这里是东方。”易卜拉欣严肃道，“我真诚地提醒你。”
“我知道，这里和伦敦不同。”
离开易卜拉欣的房间，阿瑟径直走向整栋房子后院的门——如果易卜拉欣此时站在窗前等着看他离开的身影，那他可要失望了。这扇门是早些时候穆斯塔法指给他的，大概等到用餐时，易卜拉欣就会知道他已经在水烟馆待了一筒烟的时间。那段时间里，阿瑟是个耐心的听众，听穆斯塔法和他夫人一起滔滔不绝地讲易卜拉欣的事。对他而言，今天的消息都可以算作意外收获。他没骗易卜拉欣，尽管费拉克给他推荐了这个帮手，但他还不确定自己的调查会如何进行，他今天只想铺垫一下自己接下来可能的造访。他来过伊斯坦布尔的往事也是真的——只是模糊了时间，也不像费拉克那么熟悉——他曾匆匆路过这里，那时法提赫的清真寺还不及现在的一半多，热那亚人的房屋还围在加拉塔石塔周围，而现在，佩拉区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因为大火”，埃贝科也是这样告诉他的。在经历了几次死伤惨重的地震后，苏丹下令民房只用木材搭建。地震时，木房子能减少很多伤亡，但它又不可避免地酝酿出了新的危险，意外的火灾和人为纵火层出不穷，一场场大火不断重塑着金角湾两岸的城市图景，佩拉区如今的样子也脱胎于二十年前的一场大火，旧日奥斯曼帝国的残影随之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欧洲的幽影。但去掉这层薄纱，这里依然是伊斯坦布尔，依然是——东方？不，易卜拉欣，这里离东方还远呢。
阿瑟又来到了费拉克带他们光顾过的俄国小酒馆，这次来他留意了门上的招牌，上面写着“康恰柯夫娜”。尽管经营者和大部分顾客都是俄国人，但菜单上也有不少地中海风味。阿瑟觉得这里的红梭鱼就很合他的胃口，不过今天他要试试别的。
午餐时间刚开始不久，人不算多，阿瑟叫来一位年轻的侍者，给了他几个阿克切，让他去跑腿买报纸。易卜拉欣的善意提醒让他想起了一些被忽略的信息——昨天在旧火车站，他听到几个街边小商贩也在谈论看病的话题，也许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存在关联。
不久，热腾腾的炖牛肉和自酿的马林果酒端上来了，跑腿的侍者也回来了。他带回了最近三四天的报纸，由于阿瑟进来后就一直说俄语，侍者买的也是本地发行和从黑海对岸运来的俄国报纸。不过俄国人的社区似乎并不关注伊斯坦布尔的灾病，报纸上连一句提到的话都没有。
他觉得这倒是个好消息，他并不希望打开任意一种报纸都能看见连篇累牍的疫病新闻，否则那才真是要出事了。
结账时，阿瑟向侍者询问附近的邮局，得知就离费拉克家不远后，他决定沿着靠海的便道走回去，边走边找。
午后的海面既深邃又耀眼，像克里斯的眼睛。一想到克里斯这时可能正在慕尼黑的田间地头播种冬小麦，他就觉得这个世道也没那么糟糕，人世间一如往昔，西奥尼斯也乐得自在，无论发生什么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时，一只鱼鹰俯冲进海里，海面上方向的天空聚集起一群椋鸟，几只黑鸢在更高的天空中盘旋，看起来随时会向鸟群发动奇袭。水面中央有几艘蒸汽轮船，连成片的小舢板泊在岸边，不少渔夫还在享受午后的阳光。海滩到便道之间，每隔一段路就能看见几只野猫，这些小家伙一点儿都不怕人，它们大大方方地从渔网中拖出看中的鱼，再踩着轻盈的小步去树下的荫凉享用，完全不担心会有人恫吓它们，它们只需要警惕半路跳出来抢夺战利品的另一只猫。在伊斯坦布尔，野猫、野狗、各色的鸟与人共享这里的丰饶，占有多少全看各自的胃口。
全看各自的胃口，直到蒸汽船出现——在小酒馆吃饭时，阿瑟听到邻座的几个人这样说。他们说俄语，但神态和心思俨然已经融入了这片海域，他们管从西边来的观光客叫“自以为是的土包子”，说他们既没见过世面又不知羞耻地大惊小怪。阿瑟没上前搭话，但在心里默默地敬了他们一杯马林果酒。
在下一个路口，他远远地看见了马路尽头一座带小穹顶的房子，穹顶下方是欧洲流行的装饰柱，石柱上镶着一块黄铜铭牌，大略一看，差不多用十种语言写的同一个词：邮局。
邮局门前停着马车，路边还有一个卖西米特的小贩。细长的三腿小桌下坐着一个小女孩，她乌黑的大眼睛跟着马路两边来来回回的行人，两手却紧紧抓着桌腿不放。
伊斯坦布尔的邮局和伦敦的邮局一样热闹，柜台内外都是忙碌的身影。阿瑟跨进大门时，邮局大厅一角里，分拣员们正好在卸一麻袋刚运抵的信件。麻袋被放在一个由篷布围起的大筐里，几个人把麻袋两角的绳圈挂在从屋梁垂下的吊钩上，挂好后，他们朝后面大声喊，另一个人便开始卖力地摇绞车。装信的麻袋被慢慢吊起，里面的信件一股脑地倾泻进篷布围栏。紧接着，七八个穿着制服的分拣员一拥而上，他们似乎早有分工，因为每个人都是一边挑选信件，把一部分信装进绑在自己腰上的小筐里，一边又把另一些抛给不同的人。
他的信也是这样被熟练分拣然后又被投递到伊弗雷姆手上的。想到这个，阿瑟又围观了一会儿分拣员的工作，直到有个办事员从他身边走过，他拦下对方，用生硬的波斯语询问他有没有当地的邮编和地址簿。办事员起初没听懂，阿瑟又说了两次，似乎终于找到了准确的发音。办事员给他指了大厅另一端——窗子下的一排雕花木桌——指完，年轻的办事员飞快地从他这个外国人面前逃走了。阿瑟对着那个人的背影说了句不太标准的谢谢。
和这里的报纸一样，伊斯坦布尔的邮政簿也有多国语言。他坐在桌前，想象着伊弗雷姆在某个邮局写信的样子——也许就是抵达伊斯坦布尔后寄出的第一封信——年轻人来到陌生的国度，好奇和不信任感总是交织在一起，他可能没在街头找到邮筒，也不确信这里的邮递员是否会按时检查每一个邮筒；他找到象征起点的邮局，认真写好地址，贴上邮票，亲手把信交给柜台后的办事员，并目送办事员把那只小小的信封和其他将要寄往欧洲的信件放在一起。
万无一失。
他翻开了英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