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台的信箱挂在教学楼一楼走廊尽头，生锈的铁皮盒子，上面贴着“校园之声投稿处”几个字，胶带都发黄了。每天中午广播台的人会来开一次箱，收走里面的稿件，第二天中午播出来。
我知道这个流程，因为我蹲了整整一周。
周一的稿子大多是点歌的，什么“送给高二三班的某某，祝你生日快乐”，配一首《生日快乐》歌。周二到周四偶尔会有诗朗诵，念一些看不太懂但听上去很厉害的诗。周五是“树洞时间”，播一些匿名心事，谁喜欢谁了，谁和谁闹矛盾了，谁想对谁说对不起。
我投过三次。第一次是写给周砚的，说我注意到他每次数学课都会提前三分钟进教室，坐在靠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第二次是写给周砚的，说他在食堂总是点番茄鸡蛋面加一个卤蛋，吃面的时候会把卤蛋留到最后。第三次是写给周砚的，说上周三下雨他借给一个高一女生伞，那个女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三次都没播。
我去问广播台的人，那个戴眼镜的男生翻了个白眼：“你写的东西太具体了，一看就知道是谁。万一被当事人听出来了怎么办？我们得保护投稿人隐私。”
我心想我巴不得他听出来。但嘴上只能说“哦”。
第四次投稿是在一个周一的早上。我把信塞进铁皮箱子的时候，手指在信封边缘摩挲了一下。信纸上写了一千三百多个字，从高一入学第一天他帮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校牌开始，到上周五晚自习他转头问我“你有修正带吗”为止。一千三百字，压缩了我整整两年的心事。
我在信的末尾写：“如果你听出来了，能不能在广播结束之后，去天台等我。”
那天中午的广播我全程没有听清。坐在教室里，耳机只戴了一只，另一只耳朵竖着听走廊上的广播喇叭。广播台的背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快到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接下来是今天的树洞时间，一位匿名的同学想对某个人说……”
我攥紧了笔。
“……她说，从高一入学第一天就注意到你了。那天你穿了一件白色的外套，袖口上有一小块墨渍。她说她一直在想，那块墨渍是你自己不小心蹭上去的，还是别人弄的。如果是别人，她会有点羡慕那个人。”
我的脸烧了起来。广播里念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但此刻听来却陌生得像是别人在替我说话。周围的同学在低头做题，偶尔有人抬头听两句，又低下头去。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耳朵红得快要滴血。
“……她说，她想告诉你，她看过你打篮球，看过你在操场跑步，看过你在图书馆趴在桌上睡觉。她说她画过一张你的侧脸，画得很丑，但她没舍得扔。她说如果你听出来了，能不能去天台等她。”
广播播完的时候，我的手指甲在桌面上抠出了四道白印。我深吸一口气，假装去上厕所，拐出教室之后一路小跑上了天台。天台的门锁着，我蹲在门后面，从门缝里看操场的入口。
等了二十分钟，没有人来。
广播播完的时候是十二点五十，下午上课是一点半。我在天台上蹲了四十分钟，腿都麻了。后来我安慰自己，也许他中午回家了，没听到广播。也许他听到了，但不确定是不是他。也许他来了，只是我们错过了。
下午第一节课，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余光一直瞟着教室门口。周砚的位置是空的。
第二节课，还是空的。
第三节课，我用笔戳了戳前排的男生：“周砚呢？”
“请假了，好像感冒了。”
我愣了两秒。请假了。他今天根本没来学校。那封广播稿，他一个字都没听到。
我准备了三个星期的告白，在广播里念了整整三分钟，全校都听见了，唯独那个该听的人不在。
放学的时候，我专门绕到广播台门口，等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出来。他看见我，挑了挑眉：“又是你？稿子播了啊，今天中午。”
“他请假了。”我说。
“谁？”
“就……那个男生。”
眼镜男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像是同情又像是想笑：“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负责播，不负责确保本人收听。”
“还能再播一次吗？”
“不行。树洞一个月只播一次。而且你这稿子已经播过了，再播一次对别的投稿人不公平。”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转身走了。
走出两步，眼镜男在后面喊我：“哎，你叫什么？下次投稿别写那么多细节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谁。不过写挺好的，比那些‘你是我生命中的光’强多了。”
我没回头，只是摆了摆手。
后来周砚回来上课了。他的座位还是靠门第二排靠窗，还是提前三分钟进教室。他走进来的时候，我趴在桌上，听着脚步声从身边经过。他的校服外套擦过我的桌角，带起一小阵风。
“你有修正带吗？”他问。
我抬起头，他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一支笔，指了指自己的本子。我愣了两秒，从笔袋里掏出修正带递给他。他接过去，说了声谢谢，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低下头继续做题，余光看见他的笔尖在本子上划动。他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外套，袖口干干净净的，没有墨渍。我盯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那天中午的广播，他确实没听到。但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再写。我可以等，等树洞的下个月，等下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可以找个借口，换个方式，重新把话说出来。
但我没有。
第二个月，树洞时间播了一个男生的投稿，说他喜欢隔壁班的一个女生，每次路过她的教室都会放慢脚步。第五个月，树洞时间播了一个女生的投稿，说她和她最好的朋友冷战了三个月，想和好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第八个月，广播台通知说因为投稿量太大，树洞时间暂停，改为每两个月播一次。
我的那些信，那封一千三百字的、只播了一次的、石沉大海的告白，慢慢地就不了了之了。
高三那年，我偶尔会在走廊上碰到周砚。他还是老样子，提前三分钟进教室，食堂点番茄鸡蛋面加卤蛋，吃面的时候把卤蛋留到最后。有时候我们的目光会碰上，他朝我点一下头，我也朝他点一下头。然后各自走开。
我始终没有问过他，有没有人告诉过他，曾经有一封广播稿是写给他的。也始终没有告诉他，那封广播稿是我写的。
毕业那天，大家都在合影。周砚站在他们班的人堆里，笑得很开心。我路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叫住了我。
“沈念。”
我站住了。
“你高三还去广播台投稿吗？”他问。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风很大，吹得他额前的头发乱晃。他看着我，眼神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不投了。”我说，“太忙了。”
“哦。”他点点头，“我记得你高一高二投得挺勤的。”
“你怎么知道？”
他笑了一下，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广播台那个眼镜男是我表哥。他跟我说有个女生总是投同一个人的稿子，写了十几次，细节多到他都能猜出是谁。”
我的脸一下子烧到了耳朵根。
“我问他那个女生叫什么，”周砚接着说，“他不肯说。他说投稿人信息保密。后来我一直等那封稿子播出来，想听听到底写了什么。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播。”
“播过的。”我说，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
“什么？”
“播过。有一期树洞，中午的广播。你那天请假了。”
他愣住了。风从操场那头吹过来，带着夏天的燥热和蝉鸣。他站在我面前，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那封信里……写了什么？”
我看着他，想起那封一千三百字的信。想起高一入学第一天他帮我捡起校牌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指尖。想起食堂里他把卤蛋留到最后，慢慢剥壳的样子。想起天台上我蹲了四十分钟，从门缝里看操场的入口，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忘了。”我说，“写了太多，记不清了。”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和广播里念出的每一个字一样，曾经无数次在我脑子里回放，但此刻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时，却陌生得让人想哭。
“沈念，”他说，“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他转身走了，混进了合影的人堆里。我站在原地，风从走廊那头吹过来，带着六月的暑气和青草的味道。
后来我路过广播台的信箱，那个生锈的铁皮盒子还在。我伸手摸了一下，铁皮很烫，阳光晒了一整个下午。我把手收回来，掌心沾了一层薄薄的锈迹。
那封一千三百字的告白，只有广播台的那个眼镜男读过，只有广播站的喇叭念过，只有风和梧桐树听过。那个该听的人，在广播响起的那天中午，正躺在家里发烧。
后来我没有再投过稿。后来那个铁皮盒子被拆掉了，换成了一块告示牌，上面贴着打印的投稿二维码。再后来广播台也解散了，因为没人再听校园广播了。
可是每次路过那个位置，我还是会停一下。好像只要风还在，那个中午就还没结束。好像只要我站得够久，天台上就会传来脚步声。
但广播不会重播，天台也不会有人来。
那份告白，终究只有我一个人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