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陆砚带林星晚回了一趟家。
是他父亲的家。那套在大学校园里的老式三居室，书房里全是书。陆建国站在门口，接过陆砚手里的行李，看了林星晚一眼，点了点头。
“进来吧。暖气开了。”
林星晚跟着陆砚走进书房。和想象中不一样，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学者书房。墙上挂着一幅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站在黑板前面。黑板上写满了公式，男孩手里拿着一支粉笔，在黑板角落画了一个圆。歪歪扭扭的。
“这是他妈。”陆建国走过来，站在照片前面，“那个圆是她教的。她说手画的圆才有温度。”
林星晚看着照片里那个小男孩。四岁的陆砚，坐在母亲腿上，手里攥着粉笔，笑得露出两颗门牙。和现在那个话少、表情平淡的人完全不像。但那个歪歪扭扭的圆是一样的。
“叔叔，那篇论文——”
“发了。”陆建国打断她，“收到了。他跟我说了。”
他走到书桌前，拉开第二个抽屉。林星晚认出那个抽屉——陆砚说过，他父亲把他母亲的手稿放在那里。陆建国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她。
“这是他妈写的所有东西。论文草稿、给陆砚画的题、随笔、日记。都在这里。”他顿了顿，“她走之后我整理过一次，但整理不下去。放了三年。”
林星晚打开文件夹。第一页是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蓝笔写的字，很工整。是一封信，没有收信人。
“致我未来的孩子：妈妈在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妈妈忘了你，你只要记住一道题就行。那道题在妈妈书架的第三排，蓝色封面的那本里。做完它，妈妈就回来了。”
林星晚攥着那张纸。她想起那本深蓝色的《数论中的局部方法》，想起那最后一页的铅笔字和蓝笔批注，想起那个抖得不成样子的“好”字。这道题从一开始就是给陆砚的。一个母亲在清醒的时候留给未来自己的儿子的最后一条路。
“叔叔，”她的声音有些哑，“这篇随笔，陆砚看过吗？”
“没有。我昨天才翻到。”陆建国走到窗边。外面是大学校园的雪景，白茫茫一片。“他做完那道题了。她那天，认了他了。”
他停了一会儿。
“谢谢你。”
林星晚抬头看他。他的背影和陆砚很像，清瘦、挺直、话少。但肩膀微微塌着，像背着什么很重的东西背了很久。
“不用谢我。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陆建国转过身。他看着她，目光很深，但底下的东西已经翻上来了。他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吃饭吧。我做了饺子。”
饭桌上只有三个人。陆砚坐在林星晚旁边，陆建国坐在对面。饺子是白菜猪肉的，皮薄馅大。陆砚吃了两盘。林星晚第一次看到他吃这么多。陆建国看着他吃，自己碗里的饺子没怎么动。
吃完饭，陆砚去洗碗。厨房里水声哗哗响。客厅里只剩林星晚和陆建国。他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那张照片。
“她走的那天，”他忽然开口，声音很低，“陆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道题。他说‘爸，这道题我做完了，妈什么时候回来’。”
林星晚攥紧了手里的茶杯。
“我说不出来。他等了一晚上，站在门口。第二天开始，他就不听课了。趴在桌上，谁叫都不理。我去学校找老师，找心理医生，都没用。后来周海跟我说，别管了，让他自己待着。我就没管了。我给他发邮件，他从来不回。”
他低下头。
“三年。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唯一没试过的，就是不管他。周海说对了。”
林星晚看着他。那个在邮件里写“不要再碰了”的父亲，那个在疗养院门口反复擦眼镜的父亲，那个凌晨两点写邮件的父亲。他试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办法，唯独忘了一件事——陆砚要的不是办法。他要的是有人站在他旁边，安安静静地等他把那道题做完。
她做了那件事。所以她坐在这里。
“叔叔，”她说，“他回来了。”
陆建国抬头看她。他的眼睛很红，和陆砚红起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嗯。回来了。”
厨房里水声停了。陆砚走出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他看了一眼客厅里的两个人，什么都没问，走到林星晚旁边坐下。三个人在客厅里安静地坐着。暖气片发出细微的嗡鸣。墙上的照片里，四岁的陆砚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圆。
“爸。”陆砚开口。
“嗯。”
“妈那篇随笔，我看了。”
陆建国的手顿了一下。
“她说做完那道题她就回来了。她真的回了。她不认识我，但她回了。”
陆建国低下头。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擦了很久。然后他戴上，站起来。
“我去煮点茶。”
他走进厨房。林星晚坐在沙发上，陆砚坐在旁边。两个人挨着，肩膀碰肩膀。墙上的照片看着他们。窗外雪还在下。厨房里水壶咕嘟咕嘟响起来。
陆砚把手伸过来。她握住。两个人的手放在沙发垫上，暖融融的。和那张旧课桌上一样。和每个清晨的豆浆一样。和一切开始的地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