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雨，是有重量的。
它不像温哥华的雨那样轻盈、那样理所当然地落下来，像一层薄薄的纱，笼住整座城市。台北的雨是黏稠的，是亚热带的湿气被重力拉扯，一滴滴地砸在铁皮屋顶上，砸在柏油路上，砸在汀州路这栋四十年旧公寓的遮雨棚上，发出一种连绵不绝的、令人窒息的钝响。
瞿青躺在床上，听着那个声音。
天花板正中央，那块永远修不好的漏水处，又开始往下滴水。她不用看也知道，那水滴正以大约每四秒一滴的频率，聒噪地撞在电视柜上那只搪瓷脸盆里，然后漾开一圈细小的涟漪。
那脸盆里已经有了半盆水，水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灰。
她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
可能是两天，也可能是三天。
窗帘是拉上的，但那条缝隙里透进来的光告诉她，外面天亮了，又暗了，又亮了。她的手机已经没电自动关机，充电线就躺在枕头旁边，但她没有伸手去够。床头柜上摆着半瓶金门高粱，旁边散落着几颗安眠药，药片上印着浅浅的刻痕。她记得自己昨晚吞了两颗，又或者三颗，然后躺下来，看着天花板，等死。
等死，这个词对她来说已经不再有恐惧感。它就像一个老朋友，每天傍晚准时来敲门，坐在她床尾，沉默地陪着她。
瞿青闭上眼睛，又睁开。
她的眼角有泪，但泪早已干涸在鬓发里，留下咸涩的痕迹。她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哭了。也许是因为昨晚梦见了可怕的东西，又或许是因为想到了那部让她身败名裂的电影，但无论如何，眼下最糟心且最苦恼的，也许就是这该死的天花板。
因为它无时无刻都在漏水。
其实，这间公寓什么都漏。水管漏，窗户漏，墙壁也漏，连她的心都在漏。她搬进来的时候，房东老太太说：“这间房子有点潮啦，但便宜嘛，台北哪里找这种价钱。”她当时点点头，签了约，因为她只需要一个地方把自己关起来。她不需要阳光，不需要新鲜空气，不需要任何人。她只需要一个比外面世界更清净的地方，让她慢慢沉下去。
汀州路三段，旧公寓四楼，门牌号是4C。
这个号码她当时觉得挺吉利，死C。
现在想来，倒像是她未来的预言。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壁上有霉斑，颜色从灰到黑，边缘晕染成枯黄。
她盯着那霉斑看了一会儿，思绪回到温哥华。
温哥华的墙壁不会发霉。
温哥华的雨虽然也多，但那些房子都有暖气，墙壁干燥得像沙漠。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温哥华的时候，是二十岁，带着一台八毫米摄影机和一腔孤勇。那时候她还不叫瞿青，她叫瞿青青，一个有点土气的名字，像是父亲希望她一生青青翠翠、蓬勃生长。后来她改了名，去掉一个字，仿佛减掉一个字就能减掉一部分自己。
温哥华。她在那座城市待了三年，念电影，拍短片，爱上了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叫Sunny。
Sunny是温哥华人，祖籍广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磕磕绊绊的粤语。她有一头长到腰间的黑发，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她们是在一家二手书店认识的，Sunny在翻一本摄影集，瞿青站在她身后，看见那本摄影集的封面是荒木经惟的《感伤之旅》。
她鬼使神差地开口：“你也喜欢荒木？”
Sunny转过头，说：“谈不上喜欢，只是觉得他拍得够狠。”
“够狠？”
这词用得很精妙。
“嗯，把私人的痛苦摊开给人看，够狠。”
后来她们在一起了。Sunny带她去北温哥华的林恩峡谷，看吊桥下的溪水。那水清澈见底，不用特地摸石头都能看见石头上的纹路。Sunny指着远处的山说：“你看，晴天的时候，山上有雪，像撒了糖霜。”瞿青举起摄影机，将这一幕的浮光掠影、雪色山光，悄然定格。
再后来，Sunny走了。
瞿青回到她们合租的公寓，发现Sunny的东西都不见了。桌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太需要人了，瞿青。我填不满你。”
那张纸条她保留了三年，直到有一天喝醉了酒，把它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掉。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她始终记得，记得每一个字，它们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骨头上，拔不掉，锈在里面，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温哥华的晴天，从此就和她无关了。
瞿青从床上坐起来。
肌肉酸痛，头晕，胃里翻涌着昨晚的酒气。她赤脚踩在冰凉的红色地砖上，脚心传来一阵刺痛。那些地砖是旧式的，六角形，暗红色，缝隙里填着黑色的灰。房东说这是日据时代的款式，很复古。但瞿青只觉得它们像一块块日熯过的血痂，铺满了整间屋子。
她走到电视柜前，端起那只搪瓷脸盆，把水倒进厨房的水槽。水槽里堆着没洗的碗筷，碗壁上长了一圈绿色的霉。她视而不见，把脸盆放回原位，然后走到冰箱前，打开。
冰箱里有半盒过期的鲜奶，一罐豆瓣酱，两根萎缩的葱。还有一瓶台啤，她拿出来，用牙齿咬开瓶盖，仰头灌了一大口。啤酒是温的，苦涩的味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
她靠着冰箱滑坐在地上，后脑勺抵着冰箱门。冰箱嗡嗡地响着，像一头疲惫的野兽。她颓废地合上眼，想着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还是等一个不会到来的明天。
这一切都像一场镜花水月的梦。
但梦是会醒的，只是需要一个契机。
//楼道里响起脚步声。
这栋公寓的楼梯是水泥的，每一级都有裂缝，踩上去会发出不同的音高。
这时脚步声停在了她的门口。瞿青以为是对门的邻居，又或者是房东又来收房租。
但下一秒，门铃响了。
门铃是老式的，声音尖锐刺耳。瞿青皱了皱眉，窝回被子里。
门铃又响了，这次连着按了三下。
瞿青依然不为所动。
之后，一记敲门声叩下后，传来一个女声。
“有人在吗？”
她的腔调有点儿奇怪，不像是台北本地的口音。
瞿青还是没有动。
“我知道你在里面。”女孩说，“你的灯亮着。”
灯？瞿青仰起头。她这才发现，自己昨晚忘了关浴室的灯。那道光从浴室门缝里漏出来，在玄关的地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
她不想开门。她不想见任何人。她甚至希望自己就这样消失在空气里，像一滴水蒸发在台北的雨季。
但门外的女孩赖着不走。
“我叫尚倚。”女孩自我介绍道，“我住在五楼。你的天花板漏水，是因为我家水管破了。对不起。”
瞿青愣了一下。
漏水。原来天花板漏水是因为五楼的水管破了？她一直以为是四楼自己的问题，还找了水电工来看过两次，每次都白花钱。她忽然觉得有点可笑，这栋公寓就像一个荒谬的迷宫，问题永远不在你以为的地方。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女孩又来了一句：“能开一下门吗？”
瞿青喘了口气，估摸着对方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
算了，开个门吧，又不会怎么样。
门一开，映入眼帘的女孩冲自己明媚一笑。
她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穿着一件亮黄色的雨衣，雨衣上挂满了水珠，像刚从河里捞出来的。她的头发是湿的，黑发贴在脸颊两侧，衬得一张脸格外苍白。
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罐啤酒和一盒蛋糕。
“嗨。”尚倚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我带了赔礼。”
瞿青：“……”
见人不答，尚倚也不介意。
她歪了歪头，打量了一下瞿青。
凌乱的头发、皱巴巴的T恤、赤着的脚，以及那双红肿的眼睛。
然后她说：“你看起来不太好。”
“……”
“我可以进来吗？”尚倚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外面好冷呀。”
台北的十二月，其实算不上冷。但雨天的湿气钻进骨头里，确实比干冷更难受。瞿青看着这个突然到访的陌生女孩，一时间不知所措。
她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上一次和人说话，是两个月前，房东来收房租。她递了钱，说了句“谢谢”，然后关上门。再上一次，是三个月前，她去便利店买酒，店员问她要不要袋子，她说不用。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自己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但她还是侧了侧身，让出了一条缝。
尚倚见机行事，钻了进来，像一条滑溜的鱼。她脱下雨衣，随手挂在玄关的衣帽架上。那个衣帽架已经空了很久，挂钩上积了一层灰。雨衣上的水滴下来，滴在红色地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哇，”尚倚环顾了一下房间，“好……好有个性。”
瞿青关上门，靠在门板上。
她看着尚倚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像一只好奇的猫。
尚倚参观完，问：“你叫什么？”
“……”
“总有个名字吧？”
“……瞿青。”
“瞿青。”尚倚念了一遍，像是在品尝这个名字，“好听。像电影里的人物。”
瞿青懒得回应。
尚倚把塑料袋放在茶几上，拿出两罐台啤和那盒蛋糕。蛋糕是蜂蜜蛋糕，上面印着“一之轩”的logo。她打开盒子，蛋糕的甜香立刻弥漫开来，和房间里那股潮湿的霉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味道。
“我今天刚回台北。”尚倚盘腿坐在地板上，打开一罐啤酒，“从温哥华回来的。飞机上坐我旁边的大叔打呼噜，我一夜没睡。然后回到家，发现水管破了，整个地板都是水。我修了半天，结果水漏到楼下，也就是你这里。真的对不起啊。”
她仰头喝了一口啤酒，喉结滑动了一下。
“温哥华。”瞿青喃喃。
尚倚看了她一眼：“你去过？”
“……待过几年。”
“真的？”尚倚惊喜，“那你知不知道Commercial Drive？我住在那附近。有一家叫‘The Latin’的咖啡馆，他们家的热巧克力超好喝。”
面对她的热情，瞿青呆滞了一会儿。
她知道Commercial Drive。她和Sunny曾经住在那里，住在一间二楼的公寓，窗户对着一条种满樱花树的街道。春天的时候，花瓣会飘进窗户，落在她们的地板上。Sunny会把花瓣捡起来，夹在书里，说这样就能留住春天。
但春天是留不住的。
“……知道。”瞿青说。
尚倚笑了，她的笑容很大，几乎占据了整张脸，像台北夏日午后的阳光，突然穿透云层，刺得人睁不开眼。
“太好了。”尚倚说，“我总算遇到一个知道温哥华的人。你知道吗，我回台北之后，跟别人说温哥华，他们只知道那里很冷。其实温哥华不冷，温哥华的雨很温柔。温哥华的晴天——哦，对了，你见过温哥华的晴天吗？”
瞿青见过。
她见过温哥华的晴天，阳光洒在English Bay的海面上，碎成千万片金子。Sunny在那片金色里转过身来，对她说：“瞿青，你要开心一点！”
但她开心不起来。
她天生就缺少这种东西。她的心像一个破了洞的容器，无论装进多少爱、多少温暖，都会慢慢漏光。所以她拍电影，把那些漏出来的东西变成画面、变成声音、变成故事。她以为这样就能堵住那个洞。
但她错了。
那部她倾尽所有的电影失败了。
影评人说她“矫情”“自恋”“无病呻吟”。票房惨淡，上映三天就下片。她从此没有再碰摄影机。
“我见过的。”瞿青说。
尚倚最懂得察颜观色，面前的女人藏着许多心事，如果过多的探讨，只会让对方难堪甚至不适，所以她见好就收，笑容也渐渐收敛了起来。
她举起手里的啤酒罐，轻轻碰了碰茶几边缘。
“敬温哥华。”她说，“那个又冷又温柔的地方。”
瞿青面不改色。
尚倚也不催她，自顾自地喝了一口，然后拿起那盒蛋糕，掰了一块，递到瞿青面前。
“来点甜的。甜的会让人好过一点。”
那块蛋糕是蜂蜜色的，松软、绵密，散发着甜甜的奶香。
她伸出手，接过来，咬了一口。
甜。
整个口腔都充斥着这个味道。
那天晚上，尚倚在瞿青的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
瞿青不爱说话，反观尚倚叭叭个停，说了一堆自己的事情。她在温哥华读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后来退学了。她说她不喜欢古典乐，她喜欢电子，喜欢合成器的声音。她还在温哥华组了一个地下乐团，叫“Drown”，淹死的意思。她是键盘手。
“为什么叫Drown？”瞿青问。
“因为淹死是一种很温柔的死法。”尚倚笑嘻嘻地说，“你沉下去，水包围你，很安静。没有痛苦。”
瞿青对这个说法傻眼，却也感慨这种直白地表达死亡的人。
夜深了，尚倚走了。
她穿上那件亮黄色的雨衣，在门口回头，说：“晚安，瞿青。明天见。”
“明天见。”瞿青说。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她明明不想再见到任何人。
门关上了。脚步声沿着楼梯往下，一级一级，越来越远。瞿青站在原地，听着那声音消失在雨声里。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上还沾着蛋糕的碎屑。
她无意识地举起手，舔掉了那一点甜。
那一夜，漏水的声音还在继续。
咚，咚，咚。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朵云，又像一只鸟，正在展翅飞往某个未知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