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稿意见有七页。
陆砚打印出来那天，林星晚看着那沓纸上的英文和数学公式混在一起，感觉头都大了。但陆砚看得很仔细，用红笔在页边一条一条标注。他的表情很专注，和高中做母亲那道题时一样。只是这次没有焦虑，没有划破纸的力度。只是平静地读，平静地批注。
“第一条说我的引理证明太简略。”他翻到第二页，“需要补充中间步骤。”
“你能补吗？”
“能。去年就想到了，当时觉得不够优雅就没写。现在要补，加上去就行。”
“第二条呢？”
“说我的符号体系不统一。前面用a后面用α，要统一。”
“这个简单。”
“嗯。第四条有点麻烦。”他翻到第五页，指着一段话，“审稿人说我的方法在n大于某个数的时候可能失效。我需要补充计算。”
“那个n有多大？”
“大概十的十四次方。”
“你的方法到那里还能用吗？”
陆砚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几秒。然后他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算了起来。林星晚坐在旁边，看着他写。笔尖在纸面上匀速移动，一行接一行，符号排得整整齐齐。过了几分钟他停下来。
“能用。但需要加一个引理。之前没写，因为觉得是显然的。”
“显然的？”
“对我显然。对审稿人不显然。”他抬起头看她，“你上次说的。别人不是你。你需要证明。”
林星晚愣了一下。她想起很久以前在旧书店里，她把他母亲那本书推给他，说“你教我”。那时候她什么都不懂。现在她还是不懂数学，但她懂他。懂他的“显然”和别人的“显然”之间隔着多少距离。
“那就加。”她说。
“嗯。加。”
他在那页审稿意见旁边写了一个新的批注。笔尖笃笃地敲着桌面，三下。高兴的节奏。
后面的修改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每天中午在旧课桌上，他改论文，她看她的书。偶尔他写到一个地方停下来，眉头微皱，她就抬头看他一眼。不说话，只是看着。等他眉头松开，继续写，她才低下头看自己的书。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不需要问“怎么了”，不需要说“加油”。只需要在旁边。
有一天他改到致谢部分，停住了。
“怎么了？”林星晚问。
“审稿人建议我把致谢改得更学术一点。”他把那页推过来。审稿意见上写着：“致谢部分风格过于个人化，建议修改为规范的学术语言。”
林星晚低头看那段致谢。他母亲的。他父亲的。她的。三段话，每段两行。用中文写的，简简单单。和整个论文的冷色调格格不入。
“你想改吗？”
“不想。”
“那就不改。”
陆砚看着她。“会被拒吗？”
“会因为致谢被拒吗？”
“不知道。可能会被要求重改。”
“那就重改。但你不改。改了就不是你了。”
陆砚低头看着那段致谢。他拿起笔，在审稿意见旁边写了一个字：“否。”然后翻到下一页继续改。
林星晚看着那页纸。那个“否”字写在英文审稿意见旁边，笔画很重，墨迹几乎透到背面。她想起他写在论文致谢里的那句话——“她教会我不完美的圆也可以成立”。那句话是他论文里唯一的中文，唯一一段不属于数学的东西。
那是他留给她的位置。在整篇论文的最后。在所有公式的尽头。
修改稿寄出去之后，他们等了一个月。七月底的一个傍晚，陆砚在图书馆门口查邮箱。这次他没有频繁刷新，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手机。然后他停住了。屏幕亮着，光标停在最新一封邮件上。发件人还是《数学年刊》。他打开。
“陆砚先生：您的修改稿已通过终审。论文将于今年第十期发表。按照惯例，我们邀请您在十月的数学年会上做二十分钟报告。如能参加，请回复确认。——编辑部”
他看了两遍。然后把手机递给林星晚。她看完之后抬头看他。夕阳正好从梧桐叶间洒下来，落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没有笑，没有哭。只是站着，站在那张旧课桌旁边。风吹过来，梧桐叶哗哗响。他伸手。她把手放上去。
“十月的年会。你去吗？”
“去。你陪我。”
“嗯。”
他握住她的手。这一次握得很紧，紧到林星晚觉得自己的指骨都要被他捏碎了。她没有挣开。她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面朝夕阳站着。旧课桌就在身后。桌面上那支笔还在原位。笔帽上的便利贴换过很多张了。最新的那张上面画着五个圆。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圆。最后一个几乎是完美的。